杨富学 刘璟 | 再论榆林窟第3窟为元代皇家而非西夏皇家窟
榆林窟第3窟乃敦煌石窟群中最具代表性的大型洞窟之一，关于其营建时代，学界研究者众，但言人人殊，大体可归纳为三种观点。其一为元代说，早在20世纪40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对榆林窟调查的结果显示，榆林窟第3窟开凿于元代。[1] 兹后，向达明言榆林窟第3窟“虽成于西夏人之手，然已是元代之西夏”。[2] 近年，赵声良撰文认为“榆林窟第3 窟的山水画作于13 世纪初、中叶或者以后的可能性比较大”。[3] 其二为西夏说，刘玉权、毕丽兰（Lilla Russell-Smith）、王惠民、沙武田、贾维维、宁梵夫（Max Deeg）等主此说，而且认为其可作为西夏窟的代表。[4] 其三为西夏—元代说。2009 年，日本学者田中公明在第四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关于安西榆林窟第三窟中的所谓“胎藏界曼荼罗”》一文，指榆林窟第3窟当开凿于西夏或元代。[5] 刘永增于2014年刊文2篇，十分吊诡的是，二文对榆林窟第3窟的断代迥然有别，《瓜州榆林窟第3窟释迦八相图图像解说》将其称作西夏窟，[6]《瓜州榆林窟第3窟的年代问题》却又言为元代中晚期之物，并据甬道壁上的西夏供养人像而认定洞窟开凿于西夏国时期。[7] 以何者为是，不得而知。
总体而言，上述观点虽各有所秉，但有的失之简略，如秉持西夏说者，除了石窟中的西夏供养人像和西夏文题记外，几乎没有给出任何有力的证据，持元代说者，也只是简略提到蒙古人形象、元代官职等，缺乏详细考证；有的则失之对史实的误读，如论证所秉持的西夏开凿、元代重建之说，把原本属于同一时代之遗物分解为不同时代，而且自我矛盾。如此种种，使问题争讼既久，却始终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笔者近期关注元代敦煌的历史与文化，觉得对晚期石窟的壁画，如果脱离历史背景、脱离纷杂的民族文化多种要素，仅从汉文化或某一民族的立场出发来对晚期石窟进行分期断代，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故而不避浅陋，着力予以探讨，与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刘璟博士合力撰成《榆林窟第3窟为元代西夏遗民窟新证》一文，认为榆林窟第3窟为元代皇家而非西夏皇家窟，[8] 唯限于篇幅，言犹未尽，这里再就其中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一得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榆林窟第3窟以艺术水平高超而闻名，其中尤以西壁门北的文殊变和西壁门南的普贤变艺术水平为最高。有人视之为西夏皇家石窟，或认为乃夏仁宗后代为其修建的功德窟，[9] 或认为就是西夏仁宗皇帝仁孝（1124—1193）于天盛十七年（1165）修建的功德窟。[10] 若言该窟具有皇家风格，则当无大误。这从该窟的规模之大、造像艺术之高超，都可窥其大略。但如果定为西夏皇家窟，甚至夏仁宗的功德窟，则显得缺乏证据。榆林窟第25窟有西夏文题记提到“拜君”二字，且有“圣恩思佛…塔亦疾早愿行…造玉瑞圣……男女一百余时彼岸…果证…故大乘忏悔……因供养……做令此善根以取当今圣帝王座桂树如当全神寿万岁身”等语。内容庶几应属西夏臣僚、眷属百余人为当今皇帝祈福之内容。而同窟题记中又有“时圣帝…大官……丑年中正月二……瓜州监军……子瓜州监军司通判赵祖玉”题记，[11] 其中的“…丑年”被推定为仁孝时期的“癸丑年”，即1193年。[12] 果若是，则题记里提到的“当今圣帝”或“圣帝”就是夏仁宗李仁孝。[13] 这些推定都是合乎情理的，但进一步推定“至1165年之时，西夏仁宗皇帝李仁孝还亲临瓜、沙地区”[14] 就显得有些过度解读了。至于榆林窟第3窟为夏仁宗功德窟之说，那就更是郢书燕说了。史金波曾言：“西夏仁宗皇帝笃信佛教，他曾西巡至河西走廊的甘州，是否到过敦煌不得而知，但他继续西行到敦煌朝佛也是可能的。”[15] 体现出一种审慎的态度。
西夏于1036年取肃、瓜、沙三州，灭曹氏归义军政权。至于此后的情况，学术界存在两种意见，一者认为从1036年开始，西夏就直接统治了敦煌一带。一种意见认为，西夏灭归义军政权后，未能在敦煌一带建立真正的统治秩序，而且由沙州回鹘取而代之，直到1067年以后，西夏才在敦煌建立了稳固的统治。由于敦煌、瓜州地域偏僻，在西夏国境内地位不彰，在《宋史·夏国传》中，沙州仅被提到二次，少于瓜州的四次。总体而言，瓜沙二州在西夏国地位均不高，但瓜州有西平监军司之设，地位又在沙州之上。[16] 在这种状况通过榆林窟题记，也可得到反映。史金波从莫高窟北区B243窟发现编号为B243:5的西夏文文献发现有“肃瓜统军”一词，“肃”指肃州，“瓜”指瓜州，“统军”是西夏监军司的最高长官，推想“西夏时期或西夏某一时期，敦煌地区由监军司直接管理”。[17] 有人以瓜州为西夏十二监军司之一而论定瓜州地位重要，若仅就军事而言，当无不妥，但不能由此推演军事以外的其他领域。任何一个政权都会注重边防，某一地区在国家边防安全方面具有重要性并不代表其在整个国家机器中具有重要性，古来如此。其状颇类于汉代至西域都护府，唐代之安西大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安北大都护府等，其中安西大都护由玄宗第三子陕王李嗣昇（即后来的唐肃宗李亨）遥领，[18] 战略地位重要，但就其对整个汉唐中央王朝之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而言，则又显得无足轻重。时代虽异，其理一也。
夏仁宗所颁《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各地诸司的官畜、谷物等收支情况要按规定期限上报首都，京师及其附近需要3个月一报，肃州和黑水等地半年一报，只有两地例外，要求一年一报，那就是沙州和瓜州。[19] 尽管这是依据与京师的远近而有不同的规定，但西夏时期沙州、瓜州地处西偏，其政治、经济重要性不足与京师中兴府等地相颉颃则是显而易见的。另据清代史料《西夏书事》记载：
文中之“瓜沙”对应的是“灵夏”。灵夏地区一直充任西夏国的中心，按照权臣任得敬的构想，篡权成功后，自己据守灵夏等京畿要地，而把穷乡僻壤的瓜沙地区让给废帝仁孝，同样体现出瓜沙二州的边缘化特点。有人竟据此认为，仁孝曾居瓜沙，说明瓜沙地位重要，[21] 不免南辕北辙了。《金史》卷134《夏国传》载：“大定十年（1170），[仁孝]乃分西南路及灵州、啰庞岭地与得敬，自为国……八月晦，仁孝诛得敬及其党与。” [22] 记载明确，任得敬分国，只不过是是痴心妄想而已。大定十年，仁孝将西南路及灵州、啰庞岭地封给任得敬，面积不及西夏国境的10%，[23] 令其“自为国”，旋诛之。从这段记载看，夏仁宗令任得敬“自为国”，到底是出于被迫无奈，还是调虎离山之计，都是可考虑的选项。任得敬分裂，为大逆，乃十恶不赦之罪，招致杀身之祸罪有应当。再说，任得敬立国有望，志得意满，在赴任途中被夏仁宗斩杀。调虎离山，而后斩之，符合古代帝王对付权臣的惯用手法，安可言夏仁宗曾居瓜沙哉？还可进一步推想，如果任得敬篡权成功，则夏仁宗自为废帝，在此情况，倘若能够存身已属万幸，安有被篡权者安排在瓜沙另立一国之理？言仁宗居瓜沙，只不过是古代史书常用的“绕笔”而已，切莫当真。
陈炳应认为西夏在1036年攻占沙州后就一直统治着瓜、沙二州，但对州城以外边远的回鹘民族实行非常宽松的羁縻政策。[24] 史金波是之。[25] 羁縻有可能是局部的，也有可能是暂时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纵观中国历史，封建王朝把皇家石窟与寺院建立在远离京都的穷乡僻壤或羁縻之地，殆鲜少其例。就敦煌而言，出现中原王朝的皇家石窟共有二次，一为北魏—西魏时期，北魏宗室大臣东阳王元荣笃信佛教，任职期间对莫高窟的营造活动起到过很大的推动作用，著名的莫高窟第285窟就是东阳王的功德窟，窟内有西魏大统四年（538）的发愿文。窟内造像及壁画人物形象褒衣博带服饰风格，应当是元荣从洛阳带来工匠或粉本后逐渐在敦煌地区流行起来的佛教范式。元荣在瓜州任职近20年，在他倡导下，莫高窟开窟造像之风盛行，对敦煌佛教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6] 第二次当在元代。至元十三年（1276），由于不满窝阔台汗海都、察合台汗八剌等于西域发动叛乱，成吉思汗第五代孙出伯、哈班兄弟率万骑东奔元廷，投于忽必烈麾下，受到了忽必烈重用。次年，元政府重设瓜州。至元十五年（1278），元政府重修瓜州城。大德十一年（1307），出伯被封为豳王，驻肃州，统辖沙州、瓜州之地。天历二年（1329），出伯孙速来蛮被封为西宁王，驻敦煌；哈班子宽彻被封肃王，驻瓜州。元统二年（1334），又从豳王乌鲁斯中析出威武西宁王，驻哈密。这里所谓的豳王家族即为豳王、西宁王、威武西宁王和肃王的总称。[27] 沙州、瓜州分别为西宁王和肃王的驻地，从1276年豳王家族入居河西，到1372年豳王家族亡于明朝，历时近百年，元政府在这里兴屯田，开水利，建驿道，这一时期敦煌、瓜州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发展都臻至极盛。元代后期敦煌石窟中出现具有皇家艺术风格的石窟，不仅合乎情理，而且不可或缺。
在榆林窟第3窟“千手观音经变”所见观音众多手中，托有《酿酒图》《锻铁图》及其他各物，这些图画大多左右对称，各有一幅（图1、2）。从图2所示《酿酒图》画面看，中央为一灶台，上安四层叠压的方形器，一妇女穿着浅色长袍，左臂卷袖，在灶前添柴烧火。火膛内炉火正旺，烟囱冒出滚滚浓烟，左膝前有一白酒壶，右边有一高足白碗。碗旁灶台下有一多箍酒桶。另一妇女穿深色对襟大领长袍，立于灶台旁，手持陶钵，回头观看烧火的妇女，似有所问，恰似品酒。图2所示《酿酒图》则烟雾缭绕。学术界长期将其视作中国最早的烧酒蒸馏图。[28]
图1：榆林窟第3窟东壁南侧《酿酒图》（孙志军摄影）
图2：榆林窟第3窟东壁北侧《酿酒图》（孙志军摄影）
关于蒸馏酒的起源，学术界存在着三种说法，有唐代说、宋金说和元代说。总体观之，前二者均无可信的证据，唯烧酒始于元代的说法论据充分、可信。[29]
最早对酿酒图进行研究的是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他以1957年出版的《敦煌艺术画库·榆林窟》所附图版（图1）[30] 为据，对该幅壁画进行了研究，取撰写者之说暂称西夏，但又说：“我们猜想对壁画的进一步研究将会发现在右边有一个连接冷却桶的侧管；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它就是一幅蒙古画。”[31] 言外之意，应为元代之物。榆林窟第3窟酿酒图所反映的酒属于蒸馏酒即烧酒这一说法得到了国际科学技术史学界的广泛认可，如何丙郁、潘吉星、蒙乃昌、邢润川、赵承泽等均认可此说。关于烧酒的起源，元人忽思慧《饮膳正要》有言：
元末明初叶子奇《草木子》有着更明确的记载：
明人李时珍《本草纲目·谷四·烧酒》亦载：
阿剌吉，又作“阿里乞”“轧赖基”“阿尔奇”“哈剌吉”“哈剌基”等，乃阿拉伯语’araq之音译，原意为“汗”“出汗”。作为酒名，是形容蒸馏时容器壁上凝结的水珠形状。[35] 由酒名之阿拉伯起源，结合《草木子》与《本草纲目》之相关记载，可以确认，烧酒应是元代随着色目人，尤其是阿拉伯人的入居中原而初兴的。对这一问题，中外关系史专家黄时鉴曾先后撰文予以探讨，认为烧酒的制作方法是14世纪上半期由阿拉伯传入中原的，由宫廷、贵族而普及于民间。[36] 资料丰硕，证据充足。惜这一成果在科技界得到广泛认可而未引起石窟艺术与考古界学者应有的关注，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学者尚在继续沿用西夏《酿酒图》之说。
1362至1365年间，藏传佛教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乳必多吉曾应元顺帝之邀赴大都（今北京）弘法，回程巡礼西北众多佛教圣地，途次甘州。本应由甘州南下经扁都口返回西藏，他却没有抄近道，而是绕行千里，亲赴敦煌，顶礼石窟，而且为两座文殊窟布施，然后再返回甘州，经由扁都口回藏。彼时敦煌南下格尔木之道路尚未开通，必须如此绕行。以乳必多吉活佛“无冕”帝师之尊位，何至如此大费周章？《无比最妙上师传·功德无穷明鉴（Mtshungs med bla ma dam pa’ir nam par thar pa yon tan mi zad pa rab tu gsal ba’i me long）》有言“沙州……此处附近所有地面，以三王之府衙（Dbang gi khrims ra）为首”。[37] 三王者，指肃州豳王、瓜州肃王、沙州西宁王也。不难看出，正是因为肃州、瓜州、沙州为蒙古皇家之地，乳必多吉活佛才不远万里，绕行前来顶礼。乳必多吉活佛布施的两座文殊窟，一为莫高窟61窟，一为榆林窟第2窟。榆林窟第3窟与第2窟仅有一墙之隔，从窟内的回鹘文题记看，也被当作文殊菩萨的道场看待。[38] 与第3窟一墙之隔的第4窟，内有蒙古装男女供养像多身（图3、图4），说明该窟也为元代遗物。此三窟比邻而处，而且都为元代之物，都与五台山信仰息息相关，属于文殊菩萨道场，应为同时开凿的内容相关联的五台山组窟。[39]
图3：榆林窟第4窟蒙古装女供养人（孙志军摄影）
图4：榆林窟第4窟蒙古装男供养人（孙志军摄影）
尤有进者，榆林窟第4窟西壁门北文殊变中赫然可见元代以后才有的五台山大白塔形象。
如所周知，今山西五台山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就是位于五台山塔院寺内的大白塔。塔基呈八角形，十字折角形塔座较为高大，上置覆钵形塔身，钵顶相轮座也为十字折角形，十三级相轮粗壮，宝盖较大，上设仰月、宝珠，为我国现存最高的覆钵式塔，由尼泊尔匠师阿尼哥设计建造，乃其晚年的杰作。[40] 大白塔始建于元大德五年(1301），程钜夫《凉国敏慧公神道碑》载：“大德五年建浮图于五台。始构，有祥云瑞光之异。”[41] 这里描述的“祥云瑞光”在榆林窟第4窟文殊变中即有体现（图5），如图所示，大白塔通体放出七彩光芒，天空之中亦有万丈祥云，显然是对大白塔初建时神异之相的反映。[42]
图5：榆林窟第4窟大白塔及祥云瑞光（孙志军摄影）
换言之，榆林窟第4窟也被视作文殊菩萨的道场了。在榆林窟第33窟主室甬道南壁供养人像的右肩旁有体回鹘文题记：
元代华严信仰盛行，蒙古统治者被视为文殊菩萨的化身，敦煌吐鲁番出土的与文殊信仰相关的回鹘文文献，如《五台山赞》[45] 《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46] 等都是元代翻译的。忽必烈弟阿里不哥甚至亲命回鹘文翻译家安藏依汉文将《华严经》为回鹘文。[47] 有学者因西夏盛行华严信仰而把莫高窟第464窟、第61窟、榆林窟第2、3、4窟等归于西夏窟，殊不知元代同样盛行华严信仰，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位处文殊山、榆林窟、莫高窟的这些文殊窟的窟主，皆“三王”家族莫属。
酒泉文殊山作为肃州系豳王家族的皇家石窟，因有1326年第三代豳王喃答失所立汉文—回鹘文合璧《有元重修文殊寺碑》而为世人所知。[48] 莫高窟第61窟以“文殊洞”而闻名于世，沙州西宁王速来蛮父子于1348年重修的皇庆寺就位于该窟的窟前。笔者曾推测，该窟甬道北壁处于中心位置的画像就是第二代西宁王速来蛮之像，画像遮盖的地方即为速来蛮的瘗窟（1350年去世）。[49] 这一推测，后经过敦煌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所的探测而基本坐实。[50] 与莫高窟第61窟大体相同的蒙古王室成员瘗埋现象又见于莫高窟第464窟中室北壁。[51] 榆林窟第2窟、第3窟、第4窟，均为瓜州肃王（蒙古豳王家族的一支）所崇拜的文殊菩萨的道场，应该都属于蒙古豳王家族肃州系的皇家石窟。
榆林窟第3窟（连同第2、4窟）的内容和形式与榆林窟第29窟的西夏绘画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榆林窟29窟既有典型的西夏供养人像（图6），而且有题记互相印证，就其画法特点看，又与银川山嘴沟石窟所见的西夏绘画极为接近，可以确定为典型的西夏石窟。[52] 榆林窟第3窟则需另当别论。
图6：瓜州榆林窟29窟西夏装男供养人（孙志军摄影）
赵声良研究认为：榆林窟第3窟的人物和山水背景并重，但仍然突出人物，以变幻莫测的云朵，填满人物间的空间，将稀疏的十余个人物连为整体。此画山水与人物各占一半画面，以完整的山水统摄全图，山水构图继承了北宋范宽、郭熙山水画的宏大构图风格，在细部山石树木的表现（图7）中又体现出南宋的小景画山水笔法，如马远《雪滩双鹭图》（图8）即与之非常接近，而且南宋的风格还是很明显的。[53] 赵先生对榆林窟第3窟与南宋绘画因素的比较，也从侧面证明榆林窟第3窟应为元代遗物而非西夏。此外，榆林窟第3窟对水波纹的处理手法，与马远《水卷图》也是很接近的。马远为南宋光宗（1189—1194）、宁宗（1194—1224）两朝的画院待诏，其活动时代要晚于夏仁宗（1139—1193）。夏仁宗以后，西夏的佛教逐步走向衰落。
图7：榆林窟第3窟水月观音像中的树木与石头（孙志军摄影）
图8：南宋马远《雪滩双鹭图》中的树木与石头
由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榆林窟第3窟的营建时代主要存在三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开凿于西夏时期，主要证据在于甬道南北壁的西夏供养人画像。这一观点的缺陷在于，没有注意道元代晚期敦煌西夏人同样存在，而且人数很多、地位很高这一史实，误把具有西夏风格的供养人都想当然地理解为西夏国时代之物了；第二种意见认为该窟开凿于元代，主要依据在于甬道南北壁所见蒙古人供养像和元代的艺术风格。这一观点的主要缺陷在于没有准确把握元代君臣之主仆关系，未能将甬道上的供养人像与窟主之关系予以清晰的分辨，同时也不了解元代晚期敦煌具有特殊地位这一史实，未能把洞窟的性质阐述明确，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第三种意见认为榆林窟第3窟始开于西夏，最后完成于元代，其实在调和西夏、元两种观点的矛盾。该说的症结在于不了解元代蒙古人与西夏人在敦煌并存的共时性问题，元代西夏遗民不仅在敦煌多有活动，而且在元代晚期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同时还应看到，在元代特定的社会制度下，地位再高的西夏人，相对于蒙古君主（豳王家族）来说，都只能归于仆人之列（而非臣子）。
本人通过系统的分析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榆林窟第3窟是元代西夏遗民在蒙古豳王家族支持下开凿的，营建时代当在元朝后期。窟门南北壁的供养人都是石窟的营造着、出资者，但其身份都只能属于施主，不可能是窟主，窟主只能属于蒙古豳王家族，具体来说，应该属于驻守瓜州一带的哈班后裔——肃王家族，这是元代特定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2.榆林窟第3窟艺术水平极高，非一般石窟可以比拟。有人将其视为西夏皇家石窟，非也。瓜州和沙州一样，作为西夏偏远而荒凉的边州，不可能有皇家石窟存在，有人言瓜沙地位高，夏仁宗曾足履于此，甚至认为榆林窟第3窟就是夏仁宗营建的，完全是对历史的误解。如果说有皇家艺术风格存在，那只能属于蒙古豳王家族。酒泉、瓜州、敦煌的蒙古“三王”，均尊崇文殊菩萨，酒泉文殊山、瓜州榆林窟（尤其是第2、3、4窟）、敦煌莫高窟第61窟，都被视作文殊菩萨的道场，这与元代华严信仰在敦煌的盛行息息相关。这些文殊窟的窟主，皆归“三王”家族所有；
3.榆林窟第3窟的《酿酒图》反映的是蒸馏酒的酿制过程，过去一直皆指为西夏之物。果若是，则蒸馏酒的酿造最早始于西夏。然，元明时代差不多所有相关文献都指向元代，证明蒸馏酒（烧酒）是元代由阿拉伯人传入的，被称作阿剌吉，乃阿拉伯语’araq之音译，原意为“汗”“出汗”。
上述各种证据，可以构成比较完整的证据链，以比较充分的证据证明榆林窟第3窟乃元代之物，如同榆林窟第2窟和第4窟一样，均为元代蒙古豳王家族统治时期由敦煌西夏遗民所营造的洞窟，属于蒙古皇家洞窟。言其为西夏国之物，可谓了无任何可以信赖的证据。
（文中所有照片皆由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提供，本文的撰写得到榆林窟保护研究所邢耀龙同志的大力帮助，一并志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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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李浴：《安西万佛峡（榆林窟）石窟志》、李浴：《榆林窟佛教艺术内容调查》、阎文儒：《安西榆林窟调查报告》、罗寄梅：《安西榆林窟的壁画》，分别见敦煌研究院编《榆林窟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5、17、28、73页。
[2] 向达：《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瓜沙谈往之三》，《文物参考资料》第2卷第5期，1951年，第84页。
[3] 赵声良：《榆林窟第三窟山水画初探》，《艺术史研究》第1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7页。
[4] 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1页；Lilla Russsell-Smith, Uygur Patronage in Dunhuang. Regional Art Centres on the Northern Silk Road in the Tenth and Eleventh Centuries, Leiden-Boston, 2005, pp. 219-220;王惠民：《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及存在的问题》，《西夏研究》2011年第1期，第61页；沙武田：《敦煌西夏石窟分期研究之思考》，《西夏研究》2011年第2期，第25页；贾维维：《榆林窟第3窟壁画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Max Deeg, “Looking from the periphery: some additional thoughts on Yulin Cave 3.” Carmen Meinert and Henrik Sorensen (eds.), Buddhism in Central Asia I, Vol. 11. Dynamics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Brill, 2020: 230-243.
[5] Kimiaki Tanaka, “On the So-called Garbhadhātu-mandala in Cave No. 3 of An-xi Yu-lin Cave.”谢继生、罗文华、景安宁、石岩刚主编《汉藏佛教美术研究——第四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p. 155.
[6] 刘永增：《瓜州榆林窟第3窟释迦八相图图像解说》，《敦煌研究》2014年第4期，第1页。
[7] 刘永增：《瓜州榆林窟第3窟的年代问题》，《艺术设计研究》2014年第4期，第1—23页。
[8] 杨富学、刘璟：《榆林窟第3窟为元代西夏遗民窟新证》，《敦煌研究》2022年第6期。
[9] Rob Linrothe, “Xia Renzong and the Patronage of Tangut Buddhist art: The stupa and Ushnishavijaya Cult.” 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No. 28, 1998: 91-123.
[10] 郭进跃、李宪亮主编《西夏艺术荟萃》，银川：阳光出版社，2017年，第151页；岳键：《敦煌西夏石窟断代的新证据》，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7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37页。
[11] 史金波、白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第383页。
[12] 刘玉权：《榆林窟第29窟窟主及其营建年代考论》，《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136页。
[13] 何卯平、宁强：《敦煌与瓜州西夏时期石窟艺术的比较研究》，《敦煌研究》2016年第6期，第45页。
[14] 刘玉权：《再论西夏据瓜沙的时间及其相关问题》，《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第75页。
[15] 史金波：《西夏皇室和敦煌莫高窟刍议》，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4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0页。
[16] 杨富学：《裕固族与敦煌晚期石窟》，《敦煌研究》2017年第6期，第52—53页。
[17] 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西夏文文献译释研究》（3），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3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第432页。
[18] 王庆昱、杨富学：《洛阳新获墓志考见安西大都护郭虔瓘家世与西域行迹》，《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第118页。
[19]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第529—531页。
[20]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37，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529—531页。
[21] 马旭俊：《“任得敬”史事二则再认识》，《西夏研究》2016年第2期，第51—54页。
[22]《金史》卷134《夏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 2869、2870 页。
[23] 杨蕤：《任得敬分国地界考》，《历史教学》2015年第22期，第41页。
[24] 陈炳应：《11世纪存在过统治瓜沙二州的回鹘汗国吗？——西夏统治瓜沙始年考》，《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第71页。
[25] 史金波：《西夏皇室和敦煌莫高窟刍议》，第166页。
[26] 向达：《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瓜沙谈往之三》，《文物参考资料》第2卷第5期，1951年，第76—80页；宿白：《东阳王与建平公（二稿）》，《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8—57页。
[27] 杨富学、张海娟：《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28—37页。
[28] 张伯元：《西夏·佛教·皇权》，《西北史地》1992年第2期，第43—49页；王进玉：《再论敦煌石窟西夏壁“酿酒图”》，《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年第4辑，第41—43页。
[29] 梁方仲：《元代中国手工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第2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5—247页。
[30]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辑委员会编《敦煌艺术画库·榆林窟》，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7年，图18（下）。
[31] 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李约瑟博士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论文和演讲集（1944—1984）》，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第662—663页。
[32] [元]忽思慧著，尚衍斌、孙立慧、林欢注释《〈饮膳正要〉注释》卷3《米谷品》，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8页。
[33] [明]叶子奇：《草木子》卷之三下《杂制篇》，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8页。
[34] [明]李时珍著，赵怀舟、温武兵校注《本草纲目》，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第1715页。
[35] [元]忽思慧著，尚衍斌、孙立慧、林欢注释《〈饮膳正要〉注释》卷3《米谷品》，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8页。
[36] 黄时鉴：《阿剌吉与中国烧酒的起始》，《文史》第31辑，1988年，第159—171页；黄时鉴：《中国烧酒的起始与中国蒸馏器》，《东西文化交流史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2—120页。
[37] 谢光典：《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绕呗朵儿只的河西巡礼》，杨富学编《裕固族文化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21年，第260—261页。
[38] 杨富学：《藏传佛教噶玛噶举黑帽系乳必多吉活佛巡礼沙州并布施文殊窟斟议》，《五台山研究》2019年第1期，第42—49页；杨富学：《敦煌与形成期的裕固族》，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136—149页。
[39] 杨富学、杨琛：《榆林窟第二、三、四窟为五台山组窟说》，《五台山研究》2022年第3期（待刊）。
[40] 崔正森：《五台山佛教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65页。
[41] [元]程钜夫著，张文澍校点《程钜夫集》卷7《凉国敏慧公神道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79页。
[42] 邢耀龙、杨富学：《榆林窟第4窟为元代窟的新证据》，《艺术史研究》第26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96—98页。
[43] 松井太「敦煌諸石窟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に關する箚記（二）」『人文社會論叢·人文科学篇』第32號，2014年，第35頁；松井太「敦煌石窟ウイグル語·モンゴル語題記銘文集成」松井太·荒川慎太郎編『敦煌石窟多語言資料集成』，東京外國語大学アジ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2017年，第120頁。
[44] 杨富学：《藏传佛教噶玛噶举黑帽系乳必多吉活佛巡礼沙州并布施文殊窟斟议》，《五台山研究》2019年第1期，第47页；杨富学：《敦煌与形成期的裕固族》，第146—147页。
[45] 杨富学、张艳：《回鹘文〈五台山赞〉及相关问题考释》，《五台山研究》2014年第4期，第50—56页。
[46] Takao Moriyasu, “An Uigur Buddhist’s Letter of the Yüan Dynasty from Tun-huang (Supplement to “Uigurica from Tun-huang”).”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No. 40, 1982: 1-18；[日]森安孝夫：《敦煌出土元代回鹘文佛教徒书简》，杨富学、黄建华译，《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第37—48页。
[47] 羽田亨「トルコ文華嚴經の斷簡」『羽田博士史学論文集』下卷，京都：同朋舍，1975年，第200—201頁。
[48] 耿世民、张宝玺：《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第253—264页。
[49] 杨富学：《莫高窟第61窟甬道为元代西夏遗民营建说》，杜建录主编《西夏学》总第15辑，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8年，第97—99页。
[50] 杨富学：《敦煌晚期石窟研究的若干思考》，《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第72页。
[51] 杨富学：《敦煌莫高窟第464窟的断代及其与回鹘之关系》，《敦煌研究》2012年第6期，第15页。
[52] 杨富学：《莫高窟第61窟甬道为元代西夏遗民营建说》，第96页。
[53] 赵声良：《榆林窟第三窟山水画初探》，第377页。
往期阅读：
杨富学 | 莫高窟第409窟的营建时代与民族属性—兼评西夏说与西州回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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